“我在这一代人中是幸运的。”一个月后，董炳根就将迎来自己七十岁的生日，回顾七十年风雨人生，他几乎未做思索地以“幸运”二字概括。

　　幸运之一：与新中国同龄。在董炳根出生前两个月，他的家乡杭州获得了解放；两个多月后，新中国宣告成立。董炳根很庆幸，自己生于和平时代。

　　幸运之二：与新中国同行。董炳根见证了新中国从一穷二白到奔向全面小康这一波澜壮阔的完整历程。中国人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奔向强起来，董炳根置身其中，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

　　今年，董炳根工作满五十年。他所从事的事业——从纺织服装到地产行业，正是围绕着新中国从解决基本温饱到奔向全面小康社会而进阶，不断升级。

　　大熔炉

　　甫一落座，董炳根便打开了记忆的闸门，往昔的一幕幕喷涌而出。滚铁环、踢毽子、跳房子、踩高跷……回忆儿时无忧无虑、简单欢快的时光，董炳根慈祥的面容上不时泛起童真的喜色。

　　“那个时候的生活条件，跟现在当然没法比。”他说，儿时的物质条件比较匮乏，但精神上非常充实。在这背后，是母亲的辛勤付出。

　　董炳根是家中的幼子。3岁那年，父亲离世，留下了三个孩子。母亲一人拉扯他们长大，节衣缩食，辛勤劳作，让孩子没有衣食之忧，还让他们接受较好的教育。

　　“我特别感激我的母亲。”董炳根眼光闪动，相比其他同龄的孩子，他深感幸运。

　　初中毕业后，董炳根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杭州丝织工业学校，开启了与纺织结缘的人生之旅。

　　董炳根说，当时中专要比高中吃香得多，“中专毕业之后就有干部身份，更加难考”。

　　1969年，弱冠之年的董炳根又非常“幸运”，毕业后被分配到杭州幸福丝织厂，开始投身于社会的大熔炉。

　　董炳根回忆道，之所以幸运，是因为那个年代，城里的青年学生大都被安排“上山下乡”，远离家乡当知青去了，而他起码能留在城里。

　　但是，董炳根心里并不痛快，“学的是丝绸机械专业，分配的活却是烧锅炉”。最后还是母亲的劝导，打开了他的心结。

　　于是，董炳根就扛起铁锹，一锹一锹铲煤添煤，不惜气力，一心只想着把锅炉烧好。这一干，就是两年多。

　　“我干得很不错。”董炳根大笑着说，还被车间党支部作为培养对象，当上了车间团支部书记，并转岗去当修理工，终于学有所用。1972年，董炳根光荣入党，并担任车间值班长。

　　董炳根说，他感谢母亲的开导，感谢烧锅炉的锻炼，也感谢工厂的培养。

　　大家庭

　　1974年，董炳根作为优秀工人代表被推荐上了中国纺织人才摇篮之一的上海纺织工学院（现名“东华大学”），揭开人生新的篇章。

　　“和其他同学相比，我还是很幸运。”董炳根说，因为工龄正好满5年，可以带薪上学，每个月领原单位工资31.5元。

　　尽管“很富有”，但董炳根并没有挥霍，而是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在班上担任党小组组长，积极参加社会实践，走进军营学军，组织各类学习等等，忙得不亦乐乎。

　　1977年，董炳根大学毕业回到杭州，成为浙江丝绸工学院（现更名为“浙江理工大学”）的一名老师，走上了三尺讲台。在这里，董炳根奉献出了人生中的黄金17年。

　　“我既是老师也是学生，和学生既是朋友也是亲人。”董炳根回忆说，虽然身份有变，但非常充实，每天都和学生们泡在一起。

　　新入学的很多人属于“老三届”，不少都是他的同龄人，有的比他还大。董炳根一边给学生们上课，一边和学生们共同学习，这让他和学生们结下了深情厚谊。

　　就在不久前，董炳根接到一位即将退休的学生来信，信中点点滴滴如同昨日重现。那是1982年暑假组织同学们开展的一次自行车旅行，破损泛黄的照片和满怀深情的记述，又将董炳根拉回到当年。

　　“那年，我组织了学校的夏令营及社会调查活动，以骑自行车旅行考察的方式举行，这在浙江省内高校中是首创。”董炳根说，他身为学院团委书记，除了日常团委工作外，还负责整个学院的学生工作。

　　在他的策划组织下，1982年7月12日清晨，由12位师生组成的车队从学校门口出发。在之后的整整22天里，他们骑行近千公里（922公里），从杭州到南京，从南京到上海，再从上海回杭州，下工厂、进社区、走学校、过景区，董炳根和学生们打成一片，满载而归。

　　“我很幸运，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得到了学校党委和学生们的认可。”董炳根说，他视校为家，几乎没有寒暑假，也经常熬夜睡办公室，不计个人利益，也不计荣辱得失。

　　1988年，39岁的董炳根升任为浙江丝绸工学院副院（校）长。

　　董炳根分管学校的行政后勤、科技开发、校办产业等工作。这让他在实践中学到了很多财务等方面的知识，同时给了他涉足基建、公司股份制改造等市场经济前沿领域的机会。浙江省高校办的第一个股份公司——浙江金陵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出自董炳根的手笔。

　　在回顾人生历程时，董炳根认为，这段时光让他受益良多，不仅开阔了视野，也对社会发展变化的认识更加深刻，对未来趋向的判断更为敏锐。

　　大舞台

　　1992年，改革开放掀起新高潮，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董炳根突然接到一纸调令，前往北京出任中国服装总公司总经理一职。于是，他告别三尺讲台，走向搏击市场经济浪潮的大舞台。

　　董炳根告诉记者，当时，作为统筹全国服装行业的机构，中国服装总公司和中国服装行业协会面临着行业进一步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同时，自身也面临由行业管理的行政职能向自主经营的市场职能转型的重大课题。

　　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董炳根走南闯北，深入调研，几乎走遍了全国重要的服装生产企业。

　　董炳根发现，当时我国的服装加工业已经具备了坚实的基础，但我国生产的服装价格却异常低廉，很多在国内生产的服装，在贴上国际品牌后就身价倍增，完全不能体现我国服装行业的真正价值。

　　更为不利的是，当时，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丧失，技术设备相对落后，对外贸易竞争激烈，这让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中国服装行业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

　　1995年，在中国服装发展战略座谈会上，董炳根最早提出我国服装行业“要实施名牌战略”，掀开了我国服装行业发展的新篇章。此后，杉杉、雅戈尔、波司登等中国服装名牌，先后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一举扭转了我国服装行业发展的不利局面，在打开国际市场的同时，也有效开启了国内高端服装的市场。

　　同时，董炳根也着手对中国服装协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一方面，放开民营、外企、中外合资等所有制服装企业加入协会；另一方面，让优秀的行业代表当选协会的副会长等职务，推动行业有效地进行自律性发展和运作。”董炳根说。

　　总结在中国服装总公司近三年的工作生涯时，董炳根满意地表示：“我对推动我国服装行业的改革发展，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

　　大转型

　　就在干得红红火火的时候，董炳根又接到了新任务。

　　1997年2月，董炳根正随同领导在外考察时，突然被告知，让他南下深圳，接手华联发展集团。

　　这一纸调令，又是临危受命。董炳根没有讨价还价，毅然而往。自此，董炳根扎根华联22年，从“二次创业”到多次转型，带领华联一次次走出困境。

　　华联，1983年诞生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十多年后发展成为一个拥有3家上市公司（深中冠、深惠中、深华新）、40多家投资企业，功能齐全、管理先进、技术进步和产品多样化的纺织集团。

　　但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受世界纺织市场不景气，以及内部机制老化、人才匮乏、产业结构单一等诸多因素的冲击，华联陷入了发展困境。华联发展集团总资产接近20亿元，但总利润只有1000万元，旗下一家子公司更是资不抵债，亏损近亿元，形势异常严峻。

　　“华联的发展困境，是因为没有跟上经济形势的变化和改革开放的步伐，过于求稳、不重视资本扩张。”董炳根总结道。

　　在到华联一个多星期后，董炳根看到集团上下信心不足，甚至垂头丧气，便忍不住召开“重振雄风，再创辉煌”的动员大会，启动华联“二次创业”。

　　一系列轰轰烈烈的改革在华联展开。一方面，采取转让套现、股权置换和兼并收购等资本运营，另一方面，推动企业管理制度、人事制度等企业化运作的改革调整。

　　“必须要让思想再次解放。”董炳根带领华联转型的第一步，就是要走出深圳。

　　随后，通过旗下上市公司“深惠中”（现更名为“华联控股”）的两次增发，华联先后深入江浙，并购重组了波司登、杭州宏华数码等10余家企业，盘活存量资产20多亿元，成功实现了从单纯生产经营型向生产经营与资本经营相结合的转变，从单一的纺织印染产业，发展成为以纺织服装为基础，集科、工、商、贸、金融、房地产、信息咨询等多元化经营的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的企业。

　　1999年，华联的资产状况发生了质的飞跃，资产规模扩张到40多亿元，利润增至1.7亿元，并由原部属企业升格为中央直属企业。2001年，华联入选了当年世界纺织业500强，国内排名第一。

　　由于兢兢业业、全部身心的艰辛付出，董炳根在2000年被国家人事部、国家经贸委和国家纺织工业局联合授予“全国纺织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进入新世纪后，纺织服装产业的竞争日趋白热化，华联的经营风险逐步加大，以纺织服装为主的产业结构，又面临战略转型的巨大压力。

　　2004年，华联再次开启新的转型。在多方研究论证的基础上，董炳根决定逐步彻底退出纺织服装产业，集中力量发展房地产和高科技产业。

　　在此期间，华联曾一度进军PTA行业，2005年华联旗下的三鑫PTA项目建成投产，成为当时国内规模大、技术先进、市场份额位居前列的石化工业基地之一。不过，鉴于国际油价变幻莫测、供求关系失衡等诸多风险，经再三论证，华联随后果断退出，聚焦于房地产事业。

　　大未来

　　经历了一次次市场的洗礼，辉煌过，低迷过，跌宕起伏，曲折前行，华联脱下了纺织的“衣裳”，盖起了地产的“高楼”。

　　转型遇到挫折并不可怕，难能可贵的是能够及时调整方向，危中寻机，化被动为主动，挖掘新潜力。

　　转型调整过程中，董炳根前瞻性地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在退出纺织业后，对原有工业厂房土地进行统筹布局，为此后的房地产开发留下了极其宝贵的土地资源，避免了后期土地成本过高所带来的风险，也给公司后续稳步发展预留出了空间。

　　与此同时，转型地产的华联，在董炳根带领之下，仍然秉持着企业发展初期延续下来的稳健、踏实的作风，跟随时代的发展不断开拓进取，寻求创新性的突破，高度注重品质与服务，逐渐在行业内中累积了良好的口碑。

　　2018年，华联控股总资产突破百亿大关，达到108.93亿元，实现营收33.51亿元，净利润9.69亿元，自2009年以来已连续十年盈利。2019年第一季度，华联控股预计净利2.7亿元至3.2亿元，同比增长156.35%至203.83%。

　　华联的发展前景也充满光明，尤其是位于深圳的大型城市综合体项目，将借粤港澳大湾区飞速发展的契机，以及天然的地利优势和高屋建瓴的战略思路，与城市共荣、与时代共进，实现新的跨越。

　　董炳根很感慨，也觉得很幸运——能够见证和参与这一重要的历史进程，并亲自推动实现华联的发展战略和升级转型。

　　“华联要打造百年老店。”董炳根告诉记者，他一直在思考华联未来的转型战略。“但是，转变不能盲目，要一步一个脚印，开拓创新必须务实稳健。成功非常艰难，但失败却在顷刻之间。”

　　接下来，做好主业的延伸，通过辅助产业破题解题，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是董炳根的重点工作之一。

　　采访的最后，董炳根谈到，自己虽年届七十，但志存高远，组织上交代的任务，仍会不折不扣地完成。

　　闲暇时分，董炳根爱好摄影，用手中的镜头，记录新中国的点滴变化，用生动的影像，留住新中国变美变强的精彩瞬间。

　　七十年人生路，董炳根耳闻目睹，见证新中国沧桑巨变；五十年工作生涯，董炳根身体力行，推动事业壮丽向前。